高中最好朋友的一篇日志,很欣赏.很喜欢听她这样深刻而透彻的批判现实,跟她在一起也总能让感性的我不乏理智......

<中国作家与政治>
     中国作家一向对政治充满热情，对社会满怀着忧患，不足在于缺少社会批评的环境、气候和胆识。
     《楚辞》完全是政治的产物。最典型的是屈原的《离骚》，它对政治的态度、期望用的亦是曲折迂回的道路，只怨而不怒，深含而不露。《诗经》里的相关内容同样如此。有了这两个好榜样，中国作家的心态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个由文学界“圣人”大制里定下的框框。乃至“文化大革命”后，依然是只怨不怒，冷静、客观的批评，遂丧失根基。
     观诸历代创作了鸿篇巨制、传之不朽的大作家容易发现，他们一般都出身名门望族，离政治涡流的中心较为切近；到他成年之时，却遭遇巨变，颇多了一些坎坷经历。最后，作家对上、中、下社会各阶层里的生活熟解在心，了然于胸。然而，一旦诉诸巨著，必定能上下扫荡，含蕴辽阔，气势恢宏，境界高放。今天这一点尤其昭然于长篇小说之中。
     中国最杰出的长篇小说，首要特征就是它和政治事件密切关联。在这里，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活，通常作为情节推展的背景或环境，否则就没有深刻性、洞识性，即缺乏“体”的厚度，流之于“点”或“面”的展览。如《三国演义》、《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京华烟云》、《围城》等。西方社会大抵也是这样，如《神曲》、《浮士德》、《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弗兰德公路》、《日瓦戈医生》、《约翰.克里斯多夫》（意识流小说可能是除外，我不喜欢纯写“意识”的东西）等。
     从政治事件中，作家最能够透视到整个社会里的人类生活的根根源源、细枝末节，尤其是影响民生大计的左右全社会的制度、法律、风尚、思想、情操、疾苦的上层人物，作家必须有所感触，有所参与，有所考察，有所体验。仅仅了解下层民众的苦难和欢欣，往往窥一斑不见全豹，见一叶而不足知秋。为什么？没有抓住根本，没有见识源泉，没有发现原因，只看到了局部与表面。
     作家又不能终其一生处于政治之中，他还需要一个时机来远远关照、超脱品位，将其种种转化为内心独到的深刻体验；不幸的生活经历更能助他成功。所以最优秀的作家，特别是长篇小说作家一般和政治事件比较接近；后来他又远离政治中心，遭打击、磨难，能够将内心的体验、感受，融化进现实生活之中，经由想象从而创作出独步千秋，横空出世的著作。
     动乱的岁月能够产生不少伟大的作家，在这种社会，人性暴露得比较彻底，作家易于达到人性的最深处，写出人性之深。
     当然，“动乱”不只包括战争年代，也包括思想、道德、体制、社会观点大变迁、大转轨的时期。因而，关注“政治”的年代，是民不聊生的时代，是社会发生革命或剧烈动荡的年代。由此对照，过去的中国几乎完全处在这三种时代的某一种之中。
     《贞观政要》中说，和平、安全、自由就和空气一样，当人们拥有的时代，不会意识到它的可贵，直到生活无法自保，民权受犯过多时，才来关心“政治”。现代社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竞争剧烈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化从而令多数人无所适从的时代，“和平”降而成为次要的因素，相应的一种职业、生活而非直接的肉体生命的不安全、不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意义感，日益成为问题、危机。
     对于这样的时代，至少在作家的意识中，它是一个社会瞬息变化发展、让人心灵无法宁静平和的“乱世”。
     可见，中国作家始终对政治剪不断、理还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很少不处于“乱世”之中。这不仅仅为中国人所特有，也许还是一种历史运行“规律”。
     差别仅仅在于，自始皇以降，这个国家完全是“大私有制”形式的历史。普天之下，全为帝王的财产。中国人理想和口头上的“天下为公”，又几曾落实、几曾实现呢？为“公”的尽头，无不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一切的“公”，最终都化解在帝王的大口袋里了。几千年来，社会就被这个箍儿紧紧地套着，只不过昏君念紧箍咒的时候更频繁、更随意，明君少一些，他们有所顾忌而已。
     难怪中国作家抱怨多于愤怒！怨尚能被帝王容纳，也还能让他们自省、忏悔；怒却得不到帝王的欢心、包庇。在这里，中国作家既体现了道家的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又表现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人权在这里亦受到彻底的践踏。
     屈原投江、杜甫漂泊、苏东坡流放、曹雪芹埋名、傅雷上吊、老舍沉湖、沈从文改行、钱钟书沿用古文体写作，全是受高压政治影响所致。
     “反者道之动”，也许伟大人物的伟大全是如此锻造迫压出来的。果真如此，作家只好三缄其口了！